被叫停的北京独立影像展最终在纽约“复活”
《没有电影的电影节》放映结束后的问答环节。左起分别是电影人黄骥、翻译Connie Ka、电影人王我、活动组织者史杰鹏、钱盈和谢枫
8月19日晚，纪录片《没有电影的电影节》在纽约哈林区梅索斯纪录片中心(Maysles Documentary Center)的影院进行了首映。这部反映去年夏天第11届北京独立影像展事件全貌的作品，由众多艺术家、独立电影人、活动组织者和参与者所提供的影像素材共同组成，电影人王我进行剪辑整理，直到放映当天才匆匆完成最后的调试。其成片时间距离去年的事件发生刚好相隔一年。
这也是题为“边缘影像：2012-14北京独立影像展最佳作品”系列展映活动中的第10场放映。刚过去的8月20日，纽约亚洲协会中展映了组织者之一的史杰鹏和Libbie Cohn合作的影片《人民公园》。至此，这次持续时长1个多月的活动已经过半，剩下的8场放映将在纽约亚洲协会、美国华人博物馆和Union Docs等处陆续举行，直到9月13日。
活动的三位组织者钱盈(Karin Chien)、谢枫(Shelly Kraicer)和史杰鹏(J. P.Sniadecki)各自分别有着制片人、影评人和导演的身份，他们对独立电影，尤其是中国的独立电影有着长期的观察、研究和参与。在去年8月北京独立影像展被叫停之后，他们立即打算将这些影片带来纽约以示支持和声援。此外，三人还在今年7月7日发起网络筹款，在短短一个月内，活动共收到264位支持者总计近1.45万美元的款项，以用于邀请部分独立电影人来纽约参加放映的路费，以及活动相关宣传品的印刷制作等费用。
北京独立影像展由栗宪庭电影基金主办，创始于2006年，近年来已发展成为中国一个较具影响力的独立影像展，但该影像展的发展也吸引了当局的注意。2012年，在宋庄举行的独立影像展在开幕仅3小时后便被当局拉闸断电，观众被驱散。去年，影像展仍然举行，但在开幕前夕被当局叫停，之后其宋庄的办公所在地遭到断水断电，执法者强行进入带走了电脑、文件和电影资料，甚至在交涉中发生了肢体冲撞等一系列事件。这其中牵涉到自由表达、政府审查和公共活动的组织等敏感问题，因而难以避免地陷入重重纷争之中。
在去年北京独立影像展被迫中断后，北京电影学院教授郝建在接受采访时表示，这就像哈维尔所说的“后极权社会由恐惧感维持”：“在我看来，中国官方统治者也是处在极度的恐惧状态中……它对任何的风吹草动，对任何人群的聚集都是心怀恐惧，因为它不知道这些人会做什么、说什么。拿官方的话来说就是‘要将其扼杀在萌芽中’。” 因此“被禁作品”、“中国不想让你看到的电影”等措辞，自然成为了大部分当地媒体对此次展映进行报道的标题。
尽管与第11届北京独立影像展被叫停的事件密切相关，这次纽约的展映却并非对前者的直接挪移或复制，在北京独立影像展艺术总监王宏伟的建议之下，精选了过去三年参展过的优秀作品。除了艾未未的《平安乐清》、胡杰的《星火》等政治类题材，还包括了大量的纪录片(如邹雪平的《吃饱的村子》等)、实验艺术电影(如陈轴的《我不不不是陈轴》等)、女性导演作品(如文慧的《听三奶奶讲过去的故事》等)和动画短片(如白斌的《猎人与骷髅怪》等)等多种形式和门类。在全部29部参展影片中，有至少10部在此前获得过各类奖项，确实可谓中国独立电影中的“最佳作品”，也向纽约的观众提供了一次较为全面的呈现。
组织者之一的谢枫表示：“我最初对作品的选择并不完全出于政治因素的考虑，而是因为这些作品本身用特别的方式展现出了中国艺术家和电影人们非常美妙的创造力，他们用作品呼应了当下快速变化的中国。”“新的艺术形式”，而非政治题材的表达，是谢枫从这些中国电影中所看到的最大闪光点。《纽约时报》的文章也认为，许多体制外的创作“并不一定涉及到政府认为的敏感话题”。
电影导演史杰鹏有两部自己的创作也在这次展映之中。其中2013年的《玉门》与中国电影人黄香、徐若涛合作，作品介于真实和虚构之间的影像语言使其夺得了当年影像展的实验创新奖。史杰鹏仍然记得自己2008年初到北京的感受：“我当时觉得就像是找到了自己的家人和归属。这些中国独立电影人并不受到商业的驱动，也不是为了个人的安全感而进行创作，他们是在探索。”
王我则谈到了影像展在跨文化交流方面的贡献：“有一点很好就是影像展常设有其他国家作品展映的单元，例如意大利、比利时、日本等等。影展的工作人员会很专业地翻译字幕，包括很多像是非洲或菲律宾等小语种地区的电影。平时看到的机会就少，也很少人去做这方面的工作。”文化的交流，或许正是北京独立影像展以及此次纽约展映等活动所希望促成和坚持的。
独立电影遭到边缘化或是排挤并非只在中国发生。谢枫坦言东西方各有其艰辛之处：“在东方有政治审查，西方则是商业审查。拿中国来举例，与功夫片或是章子怡等明星参演的电影相比，成本低、预算紧的独立电影作品更难有机会在除了艺术节之外的活动上被看见。”
尽管受众少，但独立电影在许多国家都有各自的推广渠道和发布平台。艺术院线是较为常见的专门机构之一。而与美术馆进行协作也渐渐成为一种更加有效的方式：纽约的影像博物馆(Museum of the Moving Image)就在今年4月举行了台湾导演蔡明亮作品的专题展，用博物馆的眼光和策展补充了影院的语境，也将艺术电影带给更多观众。
或许，独立电影在今天的遭遇也只是进程中的一个必经阶段。人们对陌生事物的排斥与否定也是独立电影发展过程中的瓶颈之一。在《没有电影的电影节》一片中，影像展主办者和电影基金创始人栗宪庭对着镜头聊到自己过往的经历：80年代时抽象艺术曾经一度被视为禁忌，后来大家才慢慢接受;之后当代艺术又成了禁忌，可现在也都为人所熟悉了。说起未来的计划，钱盈表示接下来的6个月将带着这些中国独立电影在北美进行巡展。而在宋庄，第12届北京独立影像展开幕在即。
读圣贤书,所学何事?而今而后,庶几无愧。文人两条路，此片意思是只有一条行得通。
关于东亚文化根源的一次诘问，韩国电影实在走在太前列了。
一个印度版的逆转裁判，但建立在更沉重的背景之上。印度电影除了艺术的功用外，还承担着教化功能。所以观众对片子的热情，有一部分源自于现实而非电影。
男人娶了个有骨气的妻子，女人嫁了个有骨气的丈夫，最后她也没有放弃他，而他也真的为她盖了房子……表面上杰伊比姆是这个电影的主角，但更让人内心汹涌的是女主，她没有任何背景可以支持自己去对抗权威，但她却没有害怕，也没有受诱惑，无数个节点她都可能放弃而撤诉，但她没有。正因为她，这个案件得以存在，让我们看到了人性最原始却也最耀眼的光辉。
封建时代的儒学是服务统治阶级的工具，往往是一群满嘴仁义道德，满肚子男盗女娼的伪君子，何尝不是另一种礼崩乐坏呢。作为中国人，看的内心五味杂陈，泱泱中华五千年，无数的好故事拍不出来。
若是不能按照所学来生活，就得按照自己的性格来生活
1.个人认为种姓制度和西方身份政治本质上差不多，但是种姓制度更为严重，更赤裸更真实！种姓制度通过出身贵贱层层压迫维持权力稳定，身份政治通过民斗民彼此对立维持权力稳定.
我想说，印度电影的进步，逐日一般迅猛啊-----影片的主题是“很满意自己根据良心做出的决定”。
具有现代性的历史片，老师的意思是主义先放一边，务实搞研究吧。还有字幕组加的那段话真是太黑色幽默了。
6.6/10。1990s印度：主线是低种姓男主一家因种姓歧视而被恶警当作一起「政客珠宝失窃案」的替罪羊折磨，以及正义律师为男主辩护并获得成功。在这起案件的叙事过程中也揭露了低种姓因种姓歧视而被恶警各种当替罪羊的社会现象。总的来说故事有点意思（虽然律师被脸谱化且反派被强行降智），视听上则是很标准的陈词滥调（叙事节奏明显被过量歌舞和一些无关紧要的支线剧情拖慢）。
师徒的分歧是必然且无法回避的。昌大非得向上向外飞过，才能看懂兹山沉寂的实在的美。错过，误解，悔恨，都注定无可逃避
这个人权律师居然没有人敢杀他。。。 或者说做过没成功吧。
比看的见种姓制度更可怕的，就只有看不见的权利之手了，谁在上海通行无阻，谁让蔬菜烂在车里。底层印度人还有法院可以去诉警察的暴行，可在法院都是摆设的地方，不知人们该何去何从。
看得懂，大受震撼。一个国家的文化多强，未来就多强。印度会是未来非常强悍的对手。“罪犯有种姓制度、金钱和权力做后盾，但是受害者呢，我们（律师）就是他们的一切。”即使电影本身，编导演也都很厉害。杰伊·比姆是光，杰伊·比姆是爱，杰伊·比姆是数百万人的眼泪。
针对这种情况
文王既没，文不在兹乎？韩国人刻画的高士流放博物志。电视剧般的调度和剪辑稍有不适，但仍有几个机位十分的小津，怪不得有评论说片子是一首苏东坡之歌。淡水之味，海胆之味，粟米之味，高洁与狡黠的生存之道。一次次追问书生立于庙堂山野之“人”的理想。儒学与现代性的暗流涌动，由真理之溪汇入情感之海。飘然的诗句，在污泥中悟得此生之义理。
拉贾格努确定去世后那一场女人围坐哭唱的仪式，与《我不是女巫》里最后Shula的葬礼异曲同工，两个角色都是被偏见拴住而后宰杀的羔羊。只是这里的暴力更加直接了当，摄影机毫不隐晦地直面恶警暴殴他致死的画面，像观众眼睛被撑开在那无处躲，让种姓偏见造成的不公和血腥更加触目惊心。Jai Bhim没什么弧度，庭审破案都太神兵天降，神化到最后森格尼淋着雨跟他道谢，大众如信徒跟随膜拜英雄的那幕，形式已经盖过了情感。
名字➕黑白題材本以為會是晦澀難懂的文藝片，沒想到竟是如此平易近人，沒想到還可以從這個角度的故事傳達出通透豁達包容平等的思想。“不要再看了，免得心生愛意的” 但誰能不愛這樣的薛景求呢！！！
虚无主义看世界不需高谈阔论就或因一鱼谱即可观大千
如果不能学以致用，那便按自己的性情活着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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