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介：
在世界电影史上，尤里斯·伊文思被称为纪录电影的先驱，与美国的罗伯特·弗拉哈迪、英国的约翰·格里尔逊和苏联的吉加·维尔托夫并称为四大纪录电影之父，与其他三位不同的是，伊文思的创作生涯最长，在长达60余年的创作生涯中拍摄了60余部影片，一部寻找失落青春的诗意纪录《塞纳河》曾使他获得1957年的戛纳金棕榈大奖。
中国的抗战不仅掀起了中国电影人的创作热情，也吸引了国外电影大师的镜头。上世纪30年代末，多位国外记录片导演来华摄制影片，他们中最杰出的代表就是尤里斯·伊文思。伊文思1938年在中国拍摄的《四万万人民》不仅是他电影生涯的代表作，也是他与中国维持50年的情谊的开端。从抗战开始，在不同的年代，他用自己的镜头纪录下了不同的中国。
外国人来华拍纪录片的历史，最早大约可以追溯到电影诞生的那几年。1896年，卢米艾尔兄弟派出了数百名摄影师奔赴世界各地拍片，其中一些摄影师就曾来华拍片。此后，美国人、意大利人、苏联人、瑞典人都曾经把镜头对准过中国，但多是风光片及风土人情、文物考古、民居民俗的纪录，直到战争的悄然到来。1935年，在燕京大学任教的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用一台十六毫米手摇摄影机拍下了“一二·九”学生运动的场面，今天已成为珍贵的历史资料。
1938年，尤里斯·伊文思来了，这个“飞翔的荷兰人”飞到了中国，与他同行的还有我最崇拜的战地摄影师罗伯特·卡帕。在1936年，两个勇敢的人在西班牙内战爆发之际，把摄影机和照相机的镜头对准了这片燃烧的土地，伊文思拍摄了广受赞誉的纪录片《西班牙土地》，而卡帕也因拍摄《共和军之死》的照片一举成名。 “纪录”拥有了出生入死的刚毅血性。从此，“什么地方燃烧，就去什么地方拍摄”被奉为摄影师的职责。西班牙内战是西方前线，而中国战场则被称为是反法西斯斗争的东方前线，从西方前线远涉到东方前线，伊文思和卡帕在中国拍摄的珍贵图像仿佛西班牙影像的回音。
1938年4月初，在抵达中国不久，二人便拍摄了“台儿庄战役”，那是值得庆贺的第一场正面击溃日军的胜利，伊文思和卡帕要求上前线拍摄，最终未能拍到决战的场面，因为他们是外国人，没人敢为他们的生命承担风险，但他们还是抓住机会在台儿庄附近的小树林中拍摄了这场战斗。伊文思回忆说：“我不是一个作家，我通过画面能够更好地表达自己，我一定要表达死亡对我意味着什么，不仅仅是拍几个尸体，而是拍摄整个一段，死亡牵连到的往往是许多人。我触到了中国，中国也触到了我，我拍了战争，拍了一个在战争中瓦解，又在战火中形成的国家，我看到了勇敢！”
纪录这场战争的《四万万人民》成为了关于中国抗日战争的真实写照，并且起到了声援中国人民的抗日战争的积极作用，这些影像成为后来中国抗战影片的重要素材。而卡帕生平最有力度的照片，就是他拍摄的遭日军空袭后的劫难场面。
正如卡帕那句永远的名言：“如果你照片拍得不够好，因为你离得不够近”。1954年，卡帕在越南战场触雷身亡，如一个不参与杀戮的斗牛士般身着光彩耀目的斗牛士装束轰然倒下，而伊文思继续潜行在战火中。
伊文思的冒险不是赌徒的博彩，也不是亡命徒般的轻生，而是为激情所贯注，为信仰所战斗的勇气。在中国抗日战场上，在越南抗美的丛林中，在古巴剿匪的追击中，甚至在70岁高龄，依然在战火中拍摄。这个“飞翔的荷兰人”被祖国放逐，却四次来中国，他称中国是收养他的“第二故乡”，他爱这里的人民。
红色电影的开端——延安电影团
伊文思在临走之前，秘密地把一台埃摩摄影机交给了一位左翼影人吴印咸，这位吴印咸后来被称为共和国摄影艺术的拓荒者。1938年秋，吴印咸和袁牧之两人带着这台摄影机和从香港购得的全套电影器材到达延安，在八路军总政治部下成立了“延安电影团”。
最初电影团只有6个人，有电影工作经验的仅有3个。1938年10月1日，电影团开拍了自己的第一部作品，记录片《延安与八路军》。1940年袁牧之将完成的影片底片带到苏联，没想到正好苏德战争爆发，没能在苏联印出拷贝送回国内放映。进入40年代后，电影团拍摄了多部新闻短片，在根据地露天放映。
很多人说这本该是中国人拍的电影，但却被韩国人拍了去；这话用遗憾的语气说还好，若是以轻蔑、不屑的语气说，那可真是悲哀，这恰好贴合电影中的“恶”，这语气神似白人殖民者对印第安人居高临下、颐指气使的态度，但却更甚，自己做不出来还以“天国王命，万国来朝”的迷药话术麻痹自己，可怜可恨
一星全给摄影镜头，构图奇美，最美的部分充满汉学文人特有的诗意和疏狂（虽然棒子诗写得实在颇一般）。但它又不是儒家，而是趋向人人平等的西学，以耶教的形式。还是在讲人当以何种方式存活于世，以所学，还是以自己的本性。但或许讲得太浅简，毕竟在现代“人人平等”是个听到逆反的常识，即使事实不一定如此，讲得平直难有震动。何况它还常常逗人发出愉快的笑声。
我们中国，连个这样的古代电影都没有，想到这儿，我哭得更严重了。
拉贾格努确定去世后那一场女人围坐哭唱的仪式，与《我不是女巫》里最后Shula的葬礼异曲同工，两个角色都是被偏见拴住而后宰杀的羔羊。只是这里的暴力更加直接了当，摄影机毫不隐晦地直面恶警暴殴他致死的画面，像观众眼睛被撑开在那无处躲，让种姓偏见造成的不公和血腥更加触目惊心。Jai Bhim没什么弧度，庭审破案都太神兵天降，神化到最后森格尼淋着雨跟他道谢，大众如信徒跟随膜拜英雄的那幕，形式已经盖过了情感。
读圣贤书 修习科学理学 探索知识的过程也是探索人在世界的生存哲学 因此被流放的文人能在逼仄之处开辟新的内心世界 出身微薄的渔民也可以官升进士 前半段轻快又自然 师徒逐渐共生的一份文人情丝非常动人 到了最后一段 社会结构的迂腐必然给两人带来了不同的信仰危机和对立 就是剧情结束的过于潦草 看着韩国人这样用心的拍儒家思想 借着历史的嘴去讨论 举重若轻 还挺感动的
敢用黑白的都是高人，比肩聂隐娘和亲爱的同志。无彩是一种志士风骨，而全片唯一出现的蓝色给了青鸟和大海，兹山风骨就是深邃海中沉默隐居的礁岛，若铨和昌大的“父子情“相隔山海虽无多路，但青鸟殷勤为探看。对于“父子”的矛盾，电影看似没有给出和解的答案，但历史对赛先生的地位自有定论。近两百年过去了，腐儒与公权的媾和依旧在伤害无数的昌大，而东亚依旧需要兹山鱼谱。
黑白构图有了海岛与兹山交融的韵味。“魟鱼要走的路，只有魟鱼知道”，其实是在对比传统观念进行思考。一白群黑，将大昌与众官的对比放大，海岛渔夫“通过做官实现原初的理想”被驳得多么实在沉重，也只有这样，他在海岛的那段岁月才更显珍贵。从影像世界投射到现实世界，读书的功利心被无限放大，内心的自我沉浸往往比改变社会现实更令人接受，但从“走入”到“出走”实际上也是一个不可忽视的话题。天主教与朝廷的冲突很有意思，也很残酷，观念的和平共处几乎是无法想象的，过去固然是，但今日呢？其中值得深思，“兼容并包”永远是“天下”之所以为“天下”的原因，但“统治”天生的排异却使得一切难上加难。
不是華影，勝似華影。上一次有這種感受，還是韓影——《醉畫仙》
3.这种电影看的真的难受，因为电影里的问题是真实存在并且还将一直存在.
22/1/16:对这个导演比较陌生，从能把一部剧的体量浓缩进了电影还是能看出功底的出色；导演对政治的态度也很妙。三星半
黑白影像和古典主义风格相结合。一定有一种信仰，是会绵延传承下去的，它们如海浪滚滚无绝期。
韩剧式视听中规中矩
好看，入世出世，值得回味，真为我们的文化而自豪，不过这个文化，我们自己不看重了……
可说是中国古典文学爱好者必看影片。以前对韩国电影有个挥之不去的印象就是小器，看上去深刻但无大气象，这部完全使我改观，感动之余又觉得遗憾。感动是因电影本身传达的内容，遗憾是以后如果有人问我有没有讲述中国古代文人的电影，我会跟他推荐《兹山鱼谱》，中国古代那么多的人物故事，大如宋应星《天工开物》，郦道元《水经注》，小如历朝历代无数位文人匠师所著典籍，却无对应的好电影呈现，如何不遗憾？这并非执着中韩电影差异。古代文人寄情于山水是有复杂原因的，不仅是因为山水怡情，也是因为现实无情。山水永远无私，一个人无论是什么身份地位，无论他苦乐与否，都可以在山水自然中找到安慰——既是生理上，也在个人价值和灵魂，这也是田园山水诗的地位如此之高的原因。近年中国一直宣扬传统文化，但恕我直言，这样的电影目前我国是看不到的。
不过不妨碍接着往下看律师追寻真相和伸张正义的过程
看的时候总觉得人物的声音是浮在人物上面的，总的来说，就是音画好像不够同步，也可能是自己太久没看，印度电影，所出现的不适应感吧
入世与出世、经学与科学、义理与实证，两个人生目标逆向而行的人，终究会因共同的良知而趋于一致。韩国电影人在古代名人传记电影中拍出了现代视野。
对封建帝制，儒家思想的批判，韩国电影还是这样一骑绝尘。
我真的由衷的佩服受害者和他的妻子
虽然以黑白片的形式表达出来，但明显感觉到场景是相当优美。浊浪排空，日星隐曜，浮光跃金，静影沉璧。男儿何治世？以庄子孔子的思想，还是基督信仰。为了功利为了入世而学习却不能为民。归去来兮，老师已在著书中西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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