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叫停的北京独立影像展最终在纽约“复活”
《没有电影的电影节》放映结束后的问答环节。左起分别是电影人黄骥、翻译Connie Ka、电影人王我、活动组织者史杰鹏、钱盈和谢枫
8月19日晚，纪录片《没有电影的电影节》在纽约哈林区梅索斯纪录片中心(Maysles Documentary Center)的影院进行了首映。这部反映去年夏天第11届北京独立影像展事件全貌的作品，由众多艺术家、独立电影人、活动组织者和参与者所提供的影像素材共同组成，电影人王我进行剪辑整理，直到放映当天才匆匆完成最后的调试。其成片时间距离去年的事件发生刚好相隔一年。
这也是题为“边缘影像：2012-14北京独立影像展最佳作品”系列展映活动中的第10场放映。刚过去的8月20日，纽约亚洲协会中展映了组织者之一的史杰鹏和Libbie Cohn合作的影片《人民公园》。至此，这次持续时长1个多月的活动已经过半，剩下的8场放映将在纽约亚洲协会、美国华人博物馆和Union Docs等处陆续举行，直到9月13日。
活动的三位组织者钱盈(Karin Chien)、谢枫(Shelly Kraicer)和史杰鹏(J. P.Sniadecki)各自分别有着制片人、影评人和导演的身份，他们对独立电影，尤其是中国的独立电影有着长期的观察、研究和参与。在去年8月北京独立影像展被叫停之后，他们立即打算将这些影片带来纽约以示支持和声援。此外，三人还在今年7月7日发起网络筹款，在短短一个月内，活动共收到264位支持者总计近1.45万美元的款项，以用于邀请部分独立电影人来纽约参加放映的路费，以及活动相关宣传品的印刷制作等费用。
北京独立影像展由栗宪庭电影基金主办，创始于2006年，近年来已发展成为中国一个较具影响力的独立影像展，但该影像展的发展也吸引了当局的注意。2012年，在宋庄举行的独立影像展在开幕仅3小时后便被当局拉闸断电，观众被驱散。去年，影像展仍然举行，但在开幕前夕被当局叫停，之后其宋庄的办公所在地遭到断水断电，执法者强行进入带走了电脑、文件和电影资料，甚至在交涉中发生了肢体冲撞等一系列事件。这其中牵涉到自由表达、政府审查和公共活动的组织等敏感问题，因而难以避免地陷入重重纷争之中。
在去年北京独立影像展被迫中断后，北京电影学院教授郝建在接受采访时表示，这就像哈维尔所说的“后极权社会由恐惧感维持”：“在我看来，中国官方统治者也是处在极度的恐惧状态中……它对任何的风吹草动，对任何人群的聚集都是心怀恐惧，因为它不知道这些人会做什么、说什么。拿官方的话来说就是‘要将其扼杀在萌芽中’。” 因此“被禁作品”、“中国不想让你看到的电影”等措辞，自然成为了大部分当地媒体对此次展映进行报道的标题。
尽管与第11届北京独立影像展被叫停的事件密切相关，这次纽约的展映却并非对前者的直接挪移或复制，在北京独立影像展艺术总监王宏伟的建议之下，精选了过去三年参展过的优秀作品。除了艾未未的《平安乐清》、胡杰的《星火》等政治类题材，还包括了大量的纪录片(如邹雪平的《吃饱的村子》等)、实验艺术电影(如陈轴的《我不不不是陈轴》等)、女性导演作品(如文慧的《听三奶奶讲过去的故事》等)和动画短片(如白斌的《猎人与骷髅怪》等)等多种形式和门类。在全部29部参展影片中，有至少10部在此前获得过各类奖项，确实可谓中国独立电影中的“最佳作品”，也向纽约的观众提供了一次较为全面的呈现。
组织者之一的谢枫表示：“我最初对作品的选择并不完全出于政治因素的考虑，而是因为这些作品本身用特别的方式展现出了中国艺术家和电影人们非常美妙的创造力，他们用作品呼应了当下快速变化的中国。”“新的艺术形式”，而非政治题材的表达，是谢枫从这些中国电影中所看到的最大闪光点。《纽约时报》的文章也认为，许多体制外的创作“并不一定涉及到政府认为的敏感话题”。
电影导演史杰鹏有两部自己的创作也在这次展映之中。其中2013年的《玉门》与中国电影人黄香、徐若涛合作，作品介于真实和虚构之间的影像语言使其夺得了当年影像展的实验创新奖。史杰鹏仍然记得自己2008年初到北京的感受：“我当时觉得就像是找到了自己的家人和归属。这些中国独立电影人并不受到商业的驱动，也不是为了个人的安全感而进行创作，他们是在探索。”
王我则谈到了影像展在跨文化交流方面的贡献：“有一点很好就是影像展常设有其他国家作品展映的单元，例如意大利、比利时、日本等等。影展的工作人员会很专业地翻译字幕，包括很多像是非洲或菲律宾等小语种地区的电影。平时看到的机会就少，也很少人去做这方面的工作。”文化的交流，或许正是北京独立影像展以及此次纽约展映等活动所希望促成和坚持的。
独立电影遭到边缘化或是排挤并非只在中国发生。谢枫坦言东西方各有其艰辛之处：“在东方有政治审查，西方则是商业审查。拿中国来举例，与功夫片或是章子怡等明星参演的电影相比，成本低、预算紧的独立电影作品更难有机会在除了艺术节之外的活动上被看见。”
尽管受众少，但独立电影在许多国家都有各自的推广渠道和发布平台。艺术院线是较为常见的专门机构之一。而与美术馆进行协作也渐渐成为一种更加有效的方式：纽约的影像博物馆(Museum of the Moving Image)就在今年4月举行了台湾导演蔡明亮作品的专题展，用博物馆的眼光和策展补充了影院的语境，也将艺术电影带给更多观众。
或许，独立电影在今天的遭遇也只是进程中的一个必经阶段。人们对陌生事物的排斥与否定也是独立电影发展过程中的瓶颈之一。在《没有电影的电影节》一片中，影像展主办者和电影基金创始人栗宪庭对着镜头聊到自己过往的经历：80年代时抽象艺术曾经一度被视为禁忌，后来大家才慢慢接受;之后当代艺术又成了禁忌，可现在也都为人所熟悉了。说起未来的计划，钱盈表示接下来的6个月将带着这些中国独立电影在北美进行巡展。而在宋庄，第12届北京独立影像展开幕在即。
电影本身拍摄手法一般，胜在真实事件改编&社会意义（种姓、阶级、贫富、金钱、权力），演技也不错。
当你觉得世界病的不轻周围很多沙币的时候，这些历史上真实存在的人和真实发生的事，让你即使在漆黑的大海中央也能相信：这世界依然存在那样一类有神性的人，ta们的存在不为名、不为利，而是众生度尽、方证菩提。
妻子一次次不畏强权，被部落首领威胁，警察威胁，更高地位的人威胁，数次以为她，一个失去丈夫，怀孕带着女儿的农村妇女即将对命运妥协，拿着协商的钱，过下半生时，她都选择挺起胸脯站起来，与其说是律师伸张正义，不如说是颠覆低种族人的一种反抗。
“我可以为我们部门付出所有的东西，
世界上任何地方都有黑暗，区别在于对待黑暗的态度。你以为藏着掖着别人就尊敬你？揭露了阴暗面别人就瞧不起？恐怕现实正好相反吧。敢于把顽疾和黑暗展示给世人，并指明是与非对与错，就这一点来讲印度就比中国强百倍和有希望。最后加上的一颗星完全是基于跟鸵鸟国对比的情绪化结果。
过于原始的种姓制度面对突如其来的现代西方文化，这种反差所产生的冲击比我们的更猛烈，印度的神奇可能就是在于这种近乎奇幻的反差，简直就是故事题材的天然沃土...
欢脱的BGM和歌舞实在不适合这种严肃且宏大的捍卫人权的主题，男主的伟光正让人联想到革命样板戏。
故事本身不错，但电影的节奏，情节转换实在是有问题。
从全局来看人权斗士可能永远不会完全胜利，但每一场个体的战役都是对生命价值的殊死捍卫。
印度的种姓制度是用鲜血铺垫的
很印度，不过戏剧性不那么强，更加真实。社会价值大于电影价值。主角出现的似乎有点晚？看了好久才知道，哦，比姆大概是这个律师，主角也是他，而不是最后的死者。
然而黑暗总是会过去的，只是抗争从来都不会停止——这大概也是，文艺作品需要持续表达的愤怒
我们惊叹电影真敢拍的时候，现实却比电影残酷得多
看过之后，没有感受到谁是特别令人震撼或者说感动，倒是觉得最终沉冤得雪最大的功臣应该是法官高度正直和明辨是非。感觉这片子把正义的化身过多的赋予了律师，而法官的决定性作用弱化到理所应当，这显然缺乏说服力。如果公正法官的表现是常态化的，那打赢这场官司其实并不特别难；如果法官顶住了很多压力，坚持给予公正审判，不卖人情不同流合污，那法官才是更值得描写的英雄呀！
全片印象最深，其实不是结局，而是妻子那一句『生命是最重要的，即使是那些警察中了蛇毒，我也会救他们』
印度的问题不只种姓制度这一方面，一两个案子治标不治本，电影只是代表一些觉醒，要想解决问题需要一个长期艰难的过程。还会有很多不为人知的被歧视被冤屈被虐待被杀害的人永远抱屈衔冤了。
印度电影传统而娴熟的叙事方式，作为电影本身来讲，称不上极其优秀，IMDB9.4也是虚高，但它贵在真实，贵在毫不遮掩地袒露自己丑陋的伤疤，最大程度地印证了艺术来源于生活这句话。相信只要历史是向前发展的，这个国家最终将消灭种姓制度。
电影本身拍摄手法一般，胜在真实事件改编&社会意义（种姓、阶级、贫富、金钱、权力），演技也不错。
正如女友所说，要警惕完美圣人英雄型电影，除了情节和人物设计，相比辩护人差了几个档次了。不知道什么原因，导演对节奏的把控也不太好，没必要拍那么久的。再吐槽一句我看的版本翻译真的太差了。
一开始就猜到了死在警局，钦佩律师所做的所有努力，找出来了真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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